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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5章 林老的教诲（第1页）

秋意渐深，博济医院的庭院里，法国梧桐开始零星地飘落黄叶。自赵氏妇人那晚离世后，已过去近旬日，“女科”诊室表面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与忙碌，预约登记簿上依旧写满了名字，煎药的气味和艾灸的烟霭按时升起。但一种无形的、沉甸甸的东西，却滞留在空气里，尤其萦绕在陈婉如的心头。

她依然认真接诊每一位病人，开方施针时眼神专注，语气温和。只有最亲近的周小玉和露西能察觉到，她的沉默比往日更多，时常在无人时对着病历出神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支常用的狼毫笔，仿佛笔杆上刻着无法解答的难题。夜间芝兰斋的灯光，熄灭得比以往更晚。

失败如同一根看不见的刺，扎在心底最柔软处。它并不总是尖锐地疼痛，却总在思绪稍有闲暇时，泛起绵密的酸楚与滞重。陈婉如反复回溯那晚的每一个细节：男人惊恐的面容，门板上洇开的暗红，妇人最后微弱的脉搏，以及自己下达指令时声音里那份强装的镇定……她翻阅了大量关于妇科晚期肿瘤的文献，中西皆有，越看心情越复杂。一方面，她更清晰地认识到，以赵氏入院时的状况，即便在西洋最顶尖的医院，生存希望也极其渺茫，现代医学对此等广泛溃烂出血的终末状态，手段同样有限；另一方面，这种“无力回天”的认知，并未减轻她的负疚感，反而让她对“时间”这个概念产生了近乎痛苦的敏感——那流失的、被耽误的、无法追回的时间。

林怀仁副院长显然注意到了她的状态。这位向来以严厉与开明着称的长者，在一个秋阳明媚的下午，差人将陈婉如叫到了他的办公室。

办公室宽敞明亮，靠墙的书架摆满了中西医学典籍，其中不少是厚重的德文、英文原版。窗台上几盆菊花开得正盛，空气里有淡淡的墨香和烟丝味道。林怀仁没有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而是坐在待客的藤椅上，示意陈婉如坐在对面。他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文件夹，正是赵氏妇人那份简略而结局沉重的病案。

“婉如，坐。”林怀仁摘下老花镜，揉了揉鼻梁，目光平和地落在她略显清减的脸上，“这几天，睡得好吗？”

陈婉如微微垂下眼睫：“谢先生关心，尚可。”

“尚可？”林怀仁轻轻哼了一声，将文件夹推到她面前，“看你写的这份死亡病例讨论摘要，条理清晰，分析冷静，引用的文献也恰当。可字里行间，我读到的不是冷静，是苛责——对自己的苛责。”

陈婉如抬起头，想辩解什么，却一时语塞。

林怀仁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缓缓说道：“我年轻时，在柏林念书，后来在圣玛丽医院实习。见过的死亡，比你多得多。有因一战创伤感染不治的士兵，有罹患当时无药可医的恶疾的孩童，也有像赵氏这样，因贫穷、无知或恐惧，将小病拖成不治之症的平民。”他的目光投向窗外辽远的天空，仿佛穿越了时光，“每一次，尤其是当你已经用尽所学，拼尽全力，病人却依然离去时，那种滋味……就像胸口压着一块浸透冰水的石头，又冷又重，喘不过气。”

陈婉如静静地听着，她知道林老不是在安慰她，而是在陈述一种所有医者终将面对的共通体验。

“后来，我的导师，一位信奉新教、同时也对哲学颇有研究的犹太裔教授，对我说过一段话。”林怀仁转回目光，眼神变得深邃，“他说：‘赫尔曼（我的德文名），医学是一门关于可能性的科学，但它永远无法等同于神迹。我们学习、研究、实践，是在不断拓展‘已知’的边界，试图将更多的‘未知’纳入‘已知’的范畴，从而增加治愈的‘可能性’。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在‘已知’的疆域之外，永远存在着浩瀚的‘未知’。医者不是神，无法创造生命，也无法逆转所有既定的衰亡。我们能做的，也是唯一应该做的，是穷尽已知，敬畏未知。’”

“穷尽已知，敬畏未知……”陈婉如低声重复着这八个字，心头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撞击了一下。

“对。”林怀仁肯定地点点头，手指敲了敲桌上的病案，“拿这个病例来说。从‘穷尽已知’的角度看，你和你的团队，在那晚的处置上，有没有明显的、可以避免的失误？”

陈婉如认真思索片刻，缓缓摇头：“学生反复思量，当时判断为晚期恶性肿瘤并发出血性休克，诊断方向无误。紧急止血、抗休克、请会诊、尝试抢救，流程上符合规范。限于条件和患者状况，未能手术，药物治疗难以逆转，确属……已知手段的极限。”

“那么，在‘穷尽已知’的层面上，你们已经做到了当时情境下的最好。”林怀仁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，“这就够了。医者的责任，是竭尽所能运用已知的正确知识去救治，而不是为已知的局限和未知的变数背负无限的罪责。若因无法挽回每一个生命而陷入无尽自责，那最先垮掉的，将是医者自己，继而会有更多本可被帮助的人，失去得到‘已知’救助的机会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让陈婉如消化这些话，然后话锋一转：“但是，这个病例的价值，绝不仅仅在于让我们再次体会医学的局限和死亡的必然。它的真正警示，在于‘时间’。”林老的声音变得严肃而有力，“你看这病史记录，‘近半年来不干净’，‘自觉腹中有块’，‘渐增大’。这半年，甚至更早，疾病就在发展。可病人做了什么？‘羞于启齿’，‘求香灰’，‘服偏方’。为什么？因为无知，因为蒙昧，因为那些将妇科病污名化为‘脏病’、‘晦气’的荒谬观念，因为缺乏让她们能够放心、及早求医的途径和社会支持！”

他的手指重重地点在“半年”这两个字上：“这被耽误的半年，甚至更久，才是导致最终悲剧最关键的环节。如果她在症状初起时，就能在一个像你们‘女科’这样，让她感到安全、受尊重的地方就诊，结果会不会完全不同？即便仍是恶性肿瘤，早期发现，手术机会、治愈可能，是否就大得多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