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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4章 国殇·一九三七 第一：不设防的“都城”（第1页）

十二月十三日，日军完全占领南京。他们在中华门、中山门的城头，升起了太阳旗。

对于城里剩下的，数十万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，和近百万手无寸铁的普通市民来说，战斗的结束，并不是解脱。

恰恰相反。

死亡的大门，才刚刚为他们打开。

但在我们讲述这场人间地狱之前，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必须回答：

为什么？

为什么在这座拥有高大城墙的国都里，会留下如此多的、没有逃走的人？

答案，比日军的刺刀，更让人感到寒冷。

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，拨回到十一月底，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前。

那时，南京城里，不是没有逃难潮。 有门路、有钱的政府高官和富商大贾们，早已通过各种渠道——飞机、轮船、汽车，带着他们的金银细软和家眷，从容地，撤往了安全的武汉和重庆。

黄包车夫老白，每天在下关码头拉客，他亲眼看见，那些平日里腆着肚子、坐着小汽车的大人物们，此刻，正挤在通往轮船的栈桥上，他们的脸上，没有一丝与城市共存亡的决绝，只有仓皇和自私。

老白也想跑。他想带着卧病在床的老母亲，和刚满五岁的儿子，逃回安徽的老家去。

可是，他跑不了。

首先，是来自官方的“镇定剂”。

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，天天在报纸上、广播里，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。

“我唐生智，誓与南京共存亡！”

“党国有决心，有能力，保卫首都！请广大市民，安心生产，切勿听信谣言！”

这些话，通过报纸的铅字和收音机里的电波，传遍了南京的每一个角落。

老白，和无数像他一样的普通市民，相信了。他们觉得，政府怎么会抛弃自己的首都呢？唐将军，那可是大英雄，他说要死守，那就一定能守住。

这，是悲剧的第一个层次：信任，被当成了维稳的工具。

其次，是来自现实的“催命符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