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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8章 一条不归路（第1页）

上一回咱们说到，日本这个“饿孩子”，在“北进”苏联的道路上，先是在张鼓峰和诺门罕碰了一鼻子灰，这“北望”的迷梦算是彻底破碎了。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，不得不与苏联签了个《日苏中立条约》，暂时稳住了北方那头“北极熊”。

既然北边这条路走不通，那日本唯一的选择，就只剩下“南下”了。南边有什么？有的是让日本人垂涎三尺的好东西！荷属东印度的石油，英属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，法属印度支那的大米……这些，可都是支撑日本这台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下去的“命根子”啊！

可要想“南下”，就必然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强大对手——那就是在太平洋上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美国海军。山姆大叔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扩张本就日益不满，再加上《租借法案》的通过，美国支持反法西斯盟国的立场也越来越鲜明。

一场决定日本国运、也将彻底改变太平洋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“最终豪赌”，已经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这一回，咱们就来详细聊聊如何，日本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与美国开战这条不归路的，以及在这之前，他们又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想在中国战场上“安定后方”，为南下战略扫清障碍的。

日本这个国家，虽然野心大得很，但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它深知，要想在南边跟英美荷这些老牌殖民帝国掰手腕，就必须得先稳住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战争泥潭。否则，一旦陷入两线作战，那可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
可中国这块“硬骨头”，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，虽然打得艰苦卓绝，损失惨重，但就是不肯屈服投降！重庆的蒋委员长，虽然也时不时地跟日本人眉来眼去，搞点“秘密接触”，但始终没有放弃抵抗的决心。这让日本人头疼不已。

既然硬的啃不动，那就来软的！日本军部和政府里那帮“中国通”们，就开始琢磨起了“以华制华”、“分而治之”的毒计。他们的算盘是：在中国扶植几个听话的傀儡政权，让他们去代替日本人管理占领区，搜刮中国的资源，镇压中国的抗日力量，这样一来，日本不仅可以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出更多的兵力投入到“南下”作战，还能在政治上制造中国分裂的假象，瓦解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。

于是乎，在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，各种各样的汉奸伪政权，就像雨后春笋一样，在日本人的刺刀和金钱的扶持下，粉墨登场了。

要说这些伪政权里，名气最大、也最臭名昭着的，莫过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那个所谓的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”了。

汪精卫这个人，说起来也曾是响当当的“革命元勋”。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，刺杀过摄政王，也当过国民政府的高官，在党内和民间都拥有相当高的声望。可这位曾经的“热血青年”，骨子里却是个意志薄弱、贪恋权位、又极度悲观的“软骨头”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面对日本的凌厉攻势和中国的惨重损失，汪精卫对抗战前途彻底失去了信心。再加上汪精卫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不得志，于是，他开始暗中与日本人勾勾搭搭，鼓吹所谓的“和平运动”，主张与日本“议和”。

1938年底，汪精卫公然从战时首都重庆叛逃，跑到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着的“艳电”，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所谓“调整中日国交根本方针”的声明，实际上就是卖国投降的宣言。

紧接着，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，汪精卫在日本人的精心安排下，秘密前往日本，与日本政府的头面人物进行了一系列卖国谈判。日本人也正愁在中国战场上找不到一个有足够“号召力”的大汉奸来撑场面，汪精卫的“主动投靠”，简直是瞌睡遇到了枕头。

日本人打的算盘是，通过扶植汪精卫这个曾经的“国民党元老”，来建立一个所谓的“华中和平地带”，以此来分化瓦解重庆国民政府的抵抗力量，诱使其投降。他们口头上也跟汪精卫谈什么“善邻友好”、“共同防共”、“经济提携”，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“共存共荣”的大道理。

1940年3月30日，在日本人的导演下，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，成立了所谓的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”（为了跟重庆的国民政府区别开来，历史上也称其为“汪伪政权”）。这个伪政权，虽然也打着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的旗号，但其本质，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出卖民族利益、充当日本侵略者走狗的汉奸政权。汪精卫本人，也从一个曾经的“革命元勋”，彻底堕落成了遗臭万年的“千古罪人”。

除了汪精卫这个“全国性”的大汉奸，日本人在中国其他地区，也早就扶植起了一系列地方性的伪政权。

其中，历史最“悠久”、也最“稳固”的，莫过于盘踞在中国东北的那个所谓的“满洲国”了。这个伪政权，是日本关东军在1932年炮制的，名义上的“皇帝”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，但实际的掌控者，却是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顾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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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1940年代初，伪满洲国的“总理大臣”换成了张景惠（也是个老牌汉奸）。日本一方面继续在国际上鼓吹伪满洲国的“独立国家”形象（虽然除了德国、意大利等少数几个轴心国及其仆从国，全世界没几个国家承认它），企图使其“合法化”；另一方面，则变本加厉地加强对东北地区的资源掠夺（比如煤炭、钢铁、粮食、木材等）和经济控制，把东北彻底变成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战略后方和原料供应地。